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週四, 24 十月 2019 00:00

《2019 年稅務(修訂)(稅務寬免) 條例草案》

 

立法會 ─ 2019 10 24

 

2019 年稅務(修訂)(稅務寬免) 條例草案》

 

 

何啟明議員:主席,我發言支持這項條例草案。今天的條例草案與稅 務有關,其實稅務是一個二次分配的問題。我認為在香港,二次分配 確實未能令人感到公道或平等,所以,我希望政策的目標是令整個過 程公正,而在政策下作出的分配可達致最基本的平等。 可是,我們聽到很多年青人在這次社會運動中說要"攬炒",成年 人可能認為"攬炒"即在經濟上"一齊攬住死",但究竟這種心態從何而 "攬住一齊死 "的話,年青人也會死,究竟 這想法 從何而來?其 實,當代的一位賢人黃子華先生曾經巧妙地提出"魚蛋論",我不知道 司長有否看過他之前的"棟篤笑""無炭用"。所謂"魚蛋論",即我 買了一串魚蛋,而別人用同樣價錢買,所得的卻比我多兩粒時,我不 會要求老闆多給我兩粒,而是要求別人不要多取兩粒,大家一起少吃 兩粒。又例如別人有甜醬,為何我沒有甜醬?我不會要求老闆給我甜 醬,而是要求大家一起不加甜醬,大家一起不吃甜醬。為何別人吃得 很快樂,但我吃得不快樂?那麼大家都不要吃,大家一起不快樂。我 想這與"攬炒論"有着同樣意思,但我認為"魚蛋論"更繪影繪聲,亦是 現時年青人想到的方法。不過,如果以較學術性或議事堂的語言來說......我不知道局長有 否看過英國作家 Alain DE BOTTON 2004 年出版的一本書《身 份的焦慮》。Alain DE BOTTON 是一位很通俗的哲學家,這本書是 關於為何現今世代有些人對現況如此不滿 不滿的最主要來源是比 較,我想這可能與很多香港人的想法十分相近。 數十年前的香港比現在更窮困,但以前的生活反而更穩定。現在 大家的生活已變得更好,老一輩可能完全體驗得到進步的過程,甚至 我自己也能體驗到,我是在 1985 年出生的,而我也能體驗得到,但 年青的可能未必體驗到。現在明明物質生活已有進步,為甚麼大家仍 然如此不滿?與外國相比,究竟我們欠缺了甚麼?問題在於焦慮。焦 慮的原因是我們認為我們與旁邊比我們""的人有一道鴻溝,我們無 法到達他們的位置。舉例說,我一家四口住 300 呎的房子我自己 曾住在 300 呎的房子 10 多年,現在住 400 呎的房子這是我的狀 況,如果大家也住在 300 呎的房子,這便沒有甚麼問題,可以在香港 安樂地過活,正如以前在公屋聽到很多老人家說,他們以前一間房住 7 個人也是這樣過活,反而現在一個單位住 2 個人或 4 個人卻覺得不 行,太過擠迫。 這份焦慮來自比較,即是與同一城市內的人比較。尤其是大家看 TVB(電視廣播有限公司)的劇集時,都會看到每個故事中的人都住在 上千呎的房子裏,即使多窮也是住在 1 000 呎的屋子,然後大家樂也 融融。這種對於香港社會的理解或與周邊人的比較便導致焦慮,特別 是對年青一代或沒有經歷過上述轉變的一代,他們更可能出現這種焦 慮。這是沒有辦法亦很難直接透過向他們說教而令他們消除這種焦慮 的,必須透過整個社會政策上的二次分配或三次分配,才可以看得到 希望。 香港的稅收作為二次分配的手段,確實是很弱的二次分配,因為 我們一向奉行低稅率的收入,付出的較外國少得多。不過,當一次、 二次及三次分配都做得不理想時,其實會令很多經濟問題變成政治問 題,然後爆發。在香港,大家理解的一次分配是各自的收入,大家是 憑藉個人努力而爭取回來的,但我們的一次分配能否令人覺得可以在 這城市安心生活呢?其實不然。香港要取得作為全球最自由經濟體的 稱號,我們是要放棄很多在一次分配中可令大家感到較公平的措施, 以致這些措施大為減少。我們有何一次分配的措施呢?標準工時和最低工資,但我們的力 度卻遠較外國弱小。更甚的是,香港政府甚至將這種一次分配的不公 加劇,例如採用外判制。現時外判制的職位原本全是政府的一級工人 職位,即使在 1990 年代,最基本的一級工人的工資也高於現時的外 判工,但現在卻將全部一級工人 外判,透過市場力量再加以壓 榨,只餘下很微薄的工資,不管工人多麼的努力,亦不足以在社會上 生活。最低工資亦沒有辦法可以為我們提供保障,而且最低工資只是 最近十年八年的事,加上標準工時亦未有着落,香港的一次分配確實 很難令香港人感到滿意。其實,外國的情況也一樣,但外國的稅制能 夠作出效力較強的二次分配。 對於我們今天說的稅制措施,包括減薪俸稅,其效果是"打工仔" 本有 10 級痛楚,現時是 8 級,可以稍為緩減。但是,這二次分配究 竟是否足夠呢?是遠遠不足夠的。如果足夠,我相信不會有這麼多中 產人士走出來,這麼多"保姆車"等去幫助那些年青人。甚至當我聯絡 區的街坊進行家訪 做電話訪問 ,他們也說確實虧欠了下一 代,我問他們究竟虧欠甚麼?他們解釋說自己的生活過到這麼好,但 卻無法令下一代生活得好一點。這是在個人層面上,他們覺得虧欠年 青人,但事實上,這正是二次分配無法帶給社會一種公平感的問題。 除了稅制外,政府亦有很多措施去進行二次分配,例如向市民提 供的一些補助,但我們看到,政府這些措施,正如葉太剛才所說,全 部都是力度不足、"擠牙膏"、不到位。除此之外,今次的"派糖"或其 他一些利民紓困措施都是搔不着癢處。雖然我們歡迎這些措施,但它 們搔得着癢處嗎?我們這些支持政府的人得不到幫助,不支持政府的 人也得不到,更埋怨政府為何得不到。為何會有這情況出現呢?因為 大家完全不知道那些錢撥到哪裏去。例如我們說了很多次的向 60 人士提供 2 元乘車優惠,其實這要花費多少?只是一兩億元而已。 第二輪的利民紓困措施也花了數十億元,但卻不肯撥出一兩億元,讓 一些市民 覺得政府真的為他們着想或幫助他們出行。 人士的 2 元乘車優惠,我們已提出了數年,但至今仍未實施。 由此可見,這些簡單概括的措施,政府不肯做,但一些仔細公平 的措施,政府又做得不好,例如派 4,000 元這項措施,如果我們好像 周邊城市般可以用電子方式申請,便不會搞到親自遞交表格後,在職 家庭及學生資助事務處也可以遺失數萬份表格。這是甚麼效率?這是 甚麼政府操作?親自遞交表格也會遺失。所以,政府做這些仔細的工 作做得不好,無法令市民覺得對於越貧窮的人士,政府會提供更多的 幫助。政府根本做不到這方面的工作。簡單概括的工作政府做不到,而仔細的分配又做不好,如何令市 民覺得在二次分配時,政府收取市民繳交這麼多的利得稅、釐印費、 印花稅等稅款後,可將這些公帑運用得好?市民看不到政府在這方面 做得有多好。所以,這便是民怨的一個源頭。 我太太現時在法國,她告訴我當地有一種社會保障的做法,例如 當地的 兒服務主席,我可能扯遠了, 但請讓 我簡單解釋一下 當地的託兒服務會根據家長收入的高低調整收費,如果收入高得 像立法會議員般,同一項服務會以市價收費,但如果是基層市民的收 入,同一項服務每天只是不足 1 歐羅(即港幣數元)。這是一種很公平, 相對很仔細的安排,令人覺得在這個社會生活,仍然有公平的感覺, 與有錢人的距離不會相差很遠。這是一種可以減少焦慮的方法。但 是,香港政府並沒有這樣做,對於貧困人士採用"一刀切"的做法,綜 合社會保障援助或長者生活津貼的受助人只能獲得少許資助,不符合 資格的便甚麼也沒有。所以,這種二次分配,包括稅制上的處理,都 是過於簡單粗疏,無法令香港市民有一種平等的感覺。 因此,局長,我們是否可以從較深的層次作出處理呢?現時透過 這種"擠牙膏"方式,在人家打得厲害些,可能拖延更長時間時,政府 便提出多一些措施,這是否一種合適、能夠止暴制亂和平定香港現時 局勢的做法呢?我真的不敢苟同。當然這不全是你的責任,但我相信 整個政府需要加大力度處理現時香港的亂象。 其實,國內有些學者已提到現時不單只有一次分配及二次分配, 還有三次分配。三次分配是 賺到錢的商人 或其他人士 自願捐 款,然後透過 NGO(非政府機構 )補漏拾遺,以 處理社會上的一些需 要。這種補漏拾遺的做法與關愛基金的作用有點相似,但現時關愛基 金變相已經全由政府注資,市民的捐助越來越少。所以,這種一、二、 三次分配確實在香港做得不好,亦缺乏力度。其實,很多小的政治問 題都會因此而在經濟方面埋下一個深層的地雷,遲早都會爆發出來。 所以,我認為政府可以藉着這次運動處理一些問題正如我每 次都說"有危便有機"而不是"頭痛醫頭,腳痛醫腳"呢?我認為政 府可以再思考一下,特別是從稅制或透過政府的動作進行二次分配來 再分配社會資源。我認為政府可以做得更多。 主席,我謹此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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